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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我:24小时希望热线――400-1619-995
时间: 2016-11-3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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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

生活很美好啊,你不应该抑郁消沉” 说这种话等同于对哮喘病人说“你怎么会呼吸困难呢,周围气很足啊”

针不扎在你身上 你永远不知道疼。

 

青少年因为感情(爱情友情亲情),事业(学业)等受挫而自杀。不管外人觉得挫折带来的压力是大是小,既然自杀者觉得唯有死才能解脱,那么【对他来说】这一定是非常痛苦。

总觉得这样的评论很残忍,很轻浮,很不尊重他人。而且在不了解自杀者是否有心理障碍之类的就做评论很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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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个目前和媒体上的主流观点有点不同的观点,即自杀是一种复杂的个人行为,有时候甚至是社会行为,并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脆弱”,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心理障碍这样一些“疾病”导致的。对于每个个体的自杀,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对于某一群人的自杀率则要从公共卫生和社会学层面进行讨论。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对其他答者从心理角度对一些自杀行为所作出的解释还是认同的,大家也都说得很详细,我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但更宏观地来看,心理因素只是整个自杀问题讨论中的一个部分,并且有时候不一定是起决定性的那部分。

    《心理健康关键概念手册》中(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有中文译本,我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有专门写到“自杀”这一章,明确说明了将自杀单纯与心理障碍相联系是错误的,并指出任何将自杀单纯与心理障碍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法规都是有问题的。作者提出了以下几条说明自杀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不能单纯与某些心理障碍直接关联的原因:

  1. 自杀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体解决自己所遭受苦难的方法,就是做出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比如在一些文化中自杀是受人尊敬的,而非功能失调的,比如日本传统的切腹自杀;又比如中世纪印度村落在被穆斯林部落入侵时,所有女性会集体自杀,以避免羞辱和奴役;还有很多与宗教相关的个体和集体自杀事件……在很多情形中,大家在事后都很容易将自杀归结为非理性的错误,或者抑郁症之类,但其实这类推理常常是没有根据的。

  2. 自杀存在国际、国内、年龄、性别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杀的首选方式以及自杀率方面,且无法简单用心理障碍来解释。各国由于经济法律条件,大家首选的自杀方式不同。Durkheim在1951年的经典社会学研究还显示,战争期间自杀率会下降,在最繁荣和最贫困的时期自杀率会上升。似乎高贫困度、低就业率和低社会凝聚力的地区自杀率更高,像医生、农民这样的职业似乎自杀率也更高,这无法单纯用某几个心理障碍来解释。

  3. 一些自我伤害反映了自杀行为,但并非所有的自我伤害都是如此,许多自残的人其实并不想自杀。在精神病学文献中自杀和企图自杀是区分来看的,这都体现了自杀行为的复杂性。而且各种社会文化宗教法律因素都可能导致自杀数据不准,那么基于其上的各种推理研究自然也受到质疑,包括对于心理障碍与自杀的关联性研究。

  4. 确实有些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自杀风险更高,但是对于这种现象为什么产生,现在还有争议。比如抑郁行为和自杀倾向有联系,但并不是抑郁症患者都会自杀(这点尤其要注意,与目前大众媒体宣传的差异很大,抑郁不一定导向自杀,只是使一些人自杀概率升高),而有些没怎么抑郁的人也会自杀。虽然心情会随季节变化,比如冬天日照少心情容易抑郁,但自杀率高的却是春夏。虽然诊断出精神病的女性比男性多,但是自杀的却是男性比女性多。当然每一个现象其背后都有复杂具体的解释,但正因如此,才不能将某些心理障碍与自杀的关系简单地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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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单纯由重症心理障碍导致的自杀这个类目下,导致心理障碍这一“疾病”的因素也极其复杂。事实上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可以对人口心理障碍发病率有重大影响。在1993年Albee的论文中,曾经总结了一个心理疾病发生率的概念性公式,即:

心理疾病发生率=(压力+剥削+机体因素)/(支持+自尊的建立+应对技巧)


在这个公式中,压力就是指一个人承受的内部和环境压力,剥削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经济中的剥削,机体因素指个人因素(比如基因上的易感性),支持是指一个人能从亲友和环境中获得精神和物质支持的程度,自尊的建立是指早期家庭环境养育中所建立的信心,而应对技巧则是一个人从个人经历和周围环境学到的处理压力的各种技能。

    如果稍微想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如剥削这样的因素,是纯粹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如重男轻女、户籍控制等对某人群造成的剥削和不平等待遇),压力中的外部压力多数是社会经济因素(比如穷,这其实是会影响心理疾病发生率的,有些研究确实显示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心理疾病发病率高,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此);内部压力、机体因素、自尊、应对技巧等这些更多的是个人因素,但即使在这些因素上,像自尊的建立和所能获得的支持可能也受到出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和所受剥削的影响。如果父母受到严重剥削,就可能自己心理有问题或无力抚养子女(多数时间花在打工挣钱上),间接也导致当事人内部压力和应对技巧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只谈由心理疾病导致的自杀,在是否会患上心理疾病的概率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与当事人本身无关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

    当然,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病理学主要去研究的是机体因素,主要能够进行干预的是自尊、应对技巧这些内容,这是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主要学科范围。但当广泛地探讨自杀在整个社会中的普遍情况时,我们不能因为学科本身的局限性,而忽略外部因素对当事人或某些人群心理疾病发病率的影响,乃至对自杀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比如在全球范围内,男性比女性自杀率高,在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自杀率普遍比农村人口高。但是在中国,这两个数字都是反过来的,女性比男性自杀率高,农村比城市自杀率高,尤其农村妇女自杀率奇高。这种趋势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绝不是什么农村妇女个性脆弱或者容易得心理障碍,而是我们赤裸裸的对农村的掠夺和对女性的压迫(谁再说中国男女平等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我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把大量农村妇女逼上了绝路。也许某个个案上体现的是个性脆弱、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症,但广泛上来说,某个人群的自杀趋势和概率基本上是社会压迫、剥削、不平等分配的体现。不是他们不想活,而是社会推卸给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那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文中两篇外文引用请见:
Albee, G. (1993) "The fourth revolution", in D. Trent and C. Reed (eds),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Volume III). London: Avebury.
Durkheim, E. (1951)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 Free Press.

    2012年4月4日凌晨,浙江台州的一名19岁男子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张血淋淋的割腕自杀图片,宣称要自杀。这场“微博自杀秀”惊动了上千警民,而当大家费尽周折找到他时,才发现这只是闹剧。

    “当你发现我已不在人世……”发微博的是一名叫“小X”的网友,显示地址是台州。5分钟后,这名网友又发上来一条微博:“我该怎么做才是你想要的结果?这样对吗?”,文字后发了一张手部的特写镜头,手腕处被割开,殷红的血从伤口涌出,滴在桌面上,触目惊心。短短一个多小时,小X的这条微博就被转了1000多次,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台州市公安局的报警服务台也接到了数十名热心网友的电话,所有人的心都被小X的生死牵动着。

    然而很快有网友发现网上有一张割腕的照片和小X发的照片一模一样,而那张照片是很早以前的。网上一片哗然,一些网友开始指责小X是在作秀,所谓的“自杀”不过是一场骗局。被揭穿后,小X将自己微博上的相关信息删除。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查明了小X的真实身份,并联系上小X的父母,其父母说19岁的儿子目前正在家中上网,没有割脉自杀行为。小X向警方解释,发这条微博仅仅是和女友吵架了,心情不好,想以自杀吓唬吓唬女朋友。“我没想到自己这个玩笑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费心,我向警察叔叔和网友们道歉”。

    经过慎重考虑,台州警方最终只是对“小X”进行了批评教育,没有采取其他问责手段。

公众爱心“伤不起

                  

      “宁可做了没有结果,不可不做造成后果”,这是警方处置网络自杀事件的基本态度。据台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微博上一条消息上来,我们往往无法快速判断真假,一般都只能当真的处理。在有效的管理机制正式引入网络监管前,我们只能通过巨大的工作量,避免可能正在真实发生的悲剧”,核实事件的真假占用了大量警力。

    也有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因为压力大、一时想不开想要自杀的人确实存在,而他们在自杀前的心理往往都是孤独的。如果能发微博引起关注,并幸运地得到帮助的话,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放弃自杀的念头。因此积极参与解救网络自杀人群,公众的爱心并非白费。

    对于广大网民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付出的善意和爱心遭到愚弄的时候,其结果必然是对事件的冷漠和无视。台州市民曾敏辉告诉记者,他原来对网络的自杀事件十分关注,甚至自己也曾给警方打电话协助。但看多了这样的事情后,现在更多时候选择旁观。

    如果公众对网络自杀事件的整体信任度降低,那些真正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网友,可能将会面临更加孤立和绝望的处境。网络社会也是社会形态的一种,甚至因其特殊的虚拟形态,更需要呼唤社会责任意识:“诚信在微博时代尤为可贵”。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王全明律师认为,随意发布自杀信息,造成社会影响,侵占社会资源,当事人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就像“跳楼秀”一样,警方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当事人进行一定的行政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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